主题展最后是一个个大问号

北京：可视的混沌未来

北京不像上海那样出现在主题展中，而是由个人事务所把它带到了威尼斯DIOCESI博物馆的展览现场。马岩松、早野洋介和党群组成的MAD组合的展览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他们对2050年的北京的幻想——在胡同中修建感应道路、把巨大的广场变成森林公园、在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主楼的上空架设巨大的悬浮综合体等等。这些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的想像再次激起了旧的话题——北京和西安一样，有着古老的文明和丰厚的建筑遗产，但是却在如今高速增长的人口、汽车和流动性中有点不知所措，对于城市规划、建筑风格的争论也容易在这样的城市激化。

马岩松说自己厌倦了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旧建筑是否应该得到保护的旧命题，而要更积极地面对有未来性的主题的讨论，让城市在高密度的人口、更高速度的流动中仍然保持活力。

有趣的是，他们的展览是在当地一个有千年历史的博物馆中举行，展览的主题“MAD IN CHINA”和越来越让意大利中小企业头疼的“MADE IN CHINA”只有一字之差，这激起了一种复杂的感受。

上海：“现代中国”的回环

上海作为16个样本城市之一出现在旧军械库（Corderie dell’Arsenale）的主题展中，它以高质量的摄影、录像以及多媒材装置呈现了上海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同时也对２０１０年世界博览会带来的新可能给予关注。

今年的总策展人理查德·柏代特（Richard Burdett）以“城市、建筑与社会”作为主题，强调从社会、文化、经济等面向反思建筑与环境及社会的对应关系。柏代特认为上海和纽约、伦敦这样有明显发展阶段的城市不同，在最近十多年来急速膨胀发展，浦东的高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物，现在的上海似乎在重新扮演她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角色：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远东大都会，充满声、光、电的“摩登城市”的中国榜样。柏代特认为这种超常规的发展可能蕴藏着相当多的都市问题。不过和他相熟的库哈斯一贯看好中国，后者认为可以从更积极的视角去看这种超出规划的发展——也许不是“混乱而快速”的“中国式都市化”错了，而是传统的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杭州：可以放慢脚步吗？

来自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的王澍和许江设计的“瓦园”的确有来自杭州的地气——6万来自乡镇的旧瓦斜斜铺成一个小坡，上面架起竹桥，就把意大利的处女花园的气氛改变成中国味道。

王澍喜欢讲边上那棵大树投射到瓦上的影子的美，甚至他还让人现场创作了一幅水墨画，对他来说，汉语的“光阴”是比引进的“空间”、“场所”更有吸引力的词，他说自己在其中发现了国人对建筑的时间性的理解。他说自己在杭州的生活也要比北京、上海平和、缓慢，这是一种另外的气质。不过，即使在杭州，大部分地区和中国许多城市一样，在加快速度扩展和心理焦虑之中，很少有人还能慢下来过日常的光阴。

香港：这里也有越位

乍进香港馆，看到漆黑的脚手架上安置着红霓虹灯管，来自深圳的水泥预制板造就的窄窄的楼梯结构透露出的粗砺感容易让人联想到内地的建筑场景。策展人之一叶长安强调，香港和内地一样，在百年来的建筑和城市发展中出现空间、功能、样式、物料、媒介、传承上的主动被动的“越位”。

由于房价高昂，一些香港人把常见的集装箱货柜改造为住所使用，那些蓝色、黄色的简易建筑隐藏在这个繁华都会的边缘地带。和这种非建筑师的草根智慧相比，建筑师们则设计了大量外表规整的白色建筑，看上去比前者还要丑陋。现在，许多香港建筑师北上内地设计房屋，在世界最大的工地上寻找机会。策展人之一的叶长安也在北京有设计规划案，他说自己感觉内地的城市好像把香港五六十年的历史压缩到最近十年的发展中，因此要比香港更混乱、喧闹，无法用经典的城市规划理论定义。

台湾：自下而上的小城市

台湾地区馆策划人阮庆岳的建筑书《城市漂流》在内地也有出版，那是一部分都市人喜欢的轻松读物。不过他为这次展览避开和超级城市有关的话题，参展建筑师也是远离主流建筑圈的人：刘国沧把即将拆除的老墙改造成具有公共装饰功能和文化记忆的蓝晒图，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服业主、公共部门的结果；而黄声远的工作室就在水田边，他把台湾水稻田耕作的影像带到威尼斯这个依靠旅游的城市，提醒人们另一种生活经验的存在；而没有到威尼斯的谢英俊没有送任何模型、装置来，几张桌椅、计算机就构成一个临时工作站，观众可以查阅和体会他做的一些“自力造屋”项目，比如，他在河南兰考带动农民自己建造的简易房屋。

从新加坡到布达佩斯的路

新加坡建筑师第二次以国家馆名义出现在威尼斯，和上次一样，他们平实地展出新加坡未来5年内将落成的11个大型工程的31件建筑计划提案。他们并没有提出刺激人的概念，惟一赋予展览以想象空间的就是把中标的计划和落选的提案一起展出，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的经济、美学、城市规划条文的斗争痕迹。

干净的新加坡馆和匈牙利国家馆中研究的布达佩斯的华人社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主要是最近二十年以各种方式移居布达佩斯的大陆人，他们销售浙江低廉的商品、在布达佩斯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年轻一代熟悉用QQ、 MSN和BBS联络消息。匈牙利的年轻建筑师、艺术家和学者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把他们日常使用的物质工具进行了组合，造就一个混杂着廉价气息的场所。有的中国人认为这含有讽刺的意味，但是研究者发现的是中国人的“自力更生”能力，他们有自己的经济、文化经验，并灵活地在异国他乡谋生，很快在商业、饮食以及服务业占稳脚跟，似乎和早期的南洋华人有类似的地方。

城市改变中国？

在展览的最后，柏代特用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发问：城市改变世界？城市能否成就一个更永续、民主与公正的世界？他引用一个数据说，100年前只有不到10%的世界人口居住于城市之中，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却有超过50%的居民在城市里生活，依据人口的迁移增加比例，2050年城市预计将有75%的世界总人口数，尤其亚洲、非洲与南美洲将有更多的城市居民。

富有戏剧性的是，最早完成工业化的城市正面临巨大的危机，欧洲有些因钢铁、采煤等传统重工业发展起来的老城市在新经济的冲击下失去活力，出现了显著的人口下降、外移现象，让“萎缩城市”和“旧区振兴”成为了当今欧洲城市研究的热门课题。这同样也出现在当今的中国。

中国已经是并将继续是城市化最为激烈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在扩张，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生活，人们期望通过城市化来解决许多问题，也发现它制造同样多的难题。生活、空间、交通方式与建筑因此而改变，能源消耗及污染也相应增加，所有的问题似乎都有待澄清，留下的只能是问号。